1964年春，向達赴廣州拜訪陳寅恪。1981年，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道及此事：“春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向覺明達來廣州，就先生商論?？薄洞筇莆饔蛴洝肥隆！?/p>

1964年春，向達赴廣州拜訪陳寅恪。1981年，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道及此事：“春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向覺明達來廣州，就先生商論?？薄洞筇莆饔蛴洝肥??！保ㄉ虾９偶霭嫔纭蛾愐∥募犯戒洠?63頁）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lián)書店1995年初版、2013年修訂本）中曾專節(jié)論述此事（后以《陳寅恪與向達在康樂園的會晤》為題收入《向達學記》，三聯(lián)書店，2010年，275-285頁）。筆者最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冊向達藏書中發(fā)現(xiàn)一個紙質夾條，內容為向達致陳寅恪、陳序經(jīng)的兩封電報手寫底稿，在細節(jié)上或可為此次會晤提供一些補證。

電報底稿以鋼筆書于白紙上，錄文如下：

廣州中山大學東南區(qū)一號陳寅恪教授鑒：

十四日返京，因小病致稽上候為歉。謹先電陳平安，余俟函詳。

向達

廣州中山大學陳序經(jīng)校長鑒：

十四日返京，因小病遂稽上候為歉。謹先電陳平安，余俟函詳。

向達

向達藏書《中國的景教文書與遺跡》中的夾條

該電稿夾在日本學者佐伯好郎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中國的景教文書與遺跡》，1937年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出版于東京，丸善書店發(fā)行）一書中，書前有向達題記：Ex Libris Hsiang Ta，May 1947，Peiping（向達藏書，1947年5月記于北平）。同頁鈐朱文方印“向達”。

向達藏書《中國的景教文書與遺跡》書前題記及鈐印

向達致陳寅恪、陳序經(jīng)的電稿提到“十四日返京”，即4月14日回到北京，這是關于向達廣州之行結束日期的重要信息。

前面說過，向達1964年赴廣州拜訪陳寅恪，以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記載最為詳盡，參考此書以及《梁方仲遺稿·案頭日歷記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梁方仲遺稿·信札、珍藏書畫、遺墨觀痕》（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等書，可以列出向達廣州之行的時間線。

梁方仲日記記錄了他參與接待向達并陪同拜訪陳寅恪的過程：

1964年3月15日，向達到達廣州。中山大學陳序經(jīng)校長、歷史系教師梁方仲、胡守為、鐘一均到火車站迎接。是日在梁方仲家晚餐。

3月16日晨，由梁方仲陪同見陳寅恪。晚上，向達、容庚去梁方仲家談話。

3月17日，陳序經(jīng)邀向達吃早點，梁方仲作陪。梁夫人陳瑛材請向達在躍進室吃晚飯，飯后同去看吳印禪夫人。（以上參見《梁方仲遺稿·案頭日歷記事》，271頁）

另外，向達藏書《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馮君實撰，中華書局，1963年）書前有其鋼筆題記：“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購于廣州之古舊書店，覺明?！?即1964年3月17日，向達前往廣州古舊書店購買《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一書。

向達藏書《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書前題記

3 月20 日，在陳序經(jīng)的陪同下，向達再次拜訪陳寅恪。胡守為也在場，聽到向達與陳寅恪談及《大唐西域記》的一些問題（據(jù)胡守為回憶，《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lián)書店2013年修訂本，392-393頁），“陳先生說玄奘有些梵文讀音不準，因此在使用對音考證時就需要特別注意”（胡守為、劉勇《讀書不肯為人忙——胡守為教授學術訪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當日，陳寅恪贈詩三首給向達。其詩以《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為題，后收入《陳寅恪集·詩集》，編者注：“后二絕句錄自蕭良瓊《向達》（載于劉啟林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50頁）但這是間接材料。3月26日，向達手錄此詩轉贈梁方仲，詩章全文及圖像載《梁方仲遺稿 ·信札、珍藏書畫、遺墨觀痕》496-497頁，引錄如下：

奉贈覺明兄即求哂政

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遙聞造塔墳。

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

梵語還原久費工，金神寶枕夢難通。

轉憐當日空奢望，竟與拈花一笑同。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寅恪甲辰春分日

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六日向達錄呈方仲仁兄

詩中表達了陳寅恪對向達從事《大唐西域記》研究的肯定和欽羨，也透露出自己某些力不從心的感慨。

3月24 日，向達應邀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作《敦煌學六十年》報告。1964年第2期的《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刊出了黎史撰寫的報道《向達來校作〈敦煌學六十年〉學術報告，并與有關教師座談中外交通史等問題》，介紹了此報告的大致內容：

報告分為五個部分：一、敦煌的歷史與地理；二、敦煌石室藏書及其他遺存的發(fā)現(xiàn)；三、石室藏書及其他遺存有助于中古歷史的研究；四、三種古代宗教經(jīng)籍的發(fā)現(xiàn)與西域語文的發(fā)現(xiàn)；五、敦煌學研究的將來。

報告指出，由于敦煌石室遺物的發(fā)現(xiàn)，給中古歷史的研究增加了大批文獻。例如，從西涼到宋初的戶籍、手實、契約、帳簿、轉帖（知單），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當時的寺俗經(jīng)濟生活，一些卷子中關于“投下戶”、“社”的記載，都是值得注意的歷史材料。

報告說明了通俗文學變文的發(fā)展；舉出繪畫技巧上的蒪菜條描法和《大曲譜》的發(fā)現(xiàn)，如何大大方便了藝術史的研究；而一些西域語文的卷子的發(fā)現(xiàn)，不但可以用來證史，而且在翻譯史上，又可借以弄清古代一些梵文典籍，是怎樣通過一些西域語文而轉譯為漢文的。報告最后展望了敦煌學研究的將來。

據(jù)姜伯勤回憶：“向達先生來廣州拜見陳寅恪先生后，在中山大學做了《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瓰榇?，我撰寫了《向達教授來校做敦煌學六十年學術報告》，刊登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2期?！保ń冢f毅、蘇楊?！妒放c思——姜伯勤教授學術訪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黎史”是“歷史”的諧音，表示此文為姜伯勤代表中山大學歷史系所寫，這種署名方式在當時比較常見。

3月25日晚飯后，梁方仲到向達處談話到23點。（《梁方仲遺稿·案頭日歷記事》，272頁）

3月26日，向達手錄陳寅恪贈詩給梁方仲。（《梁方仲遺稿·信札、珍藏書畫、遺墨觀痕》，496-497頁）

4 月2 日，向達與中山大學歷史系師生座談中外交通史問題。參與座談的是“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和亞洲史教研室部分教師和研究生”，向達“對西方資產階級‘東方學’中的所謂‘中國文明西來說’進行了批判，并對中國古代造船技術與航海知識和廣東對外交通等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引起與會者很大的興趣”（黎史《向達來校作〈敦煌學六十年〉學術報告，并與有關教師座談中外交通史等問題》）。

4月14日，向達回到北京。數(shù)日后發(fā)電報給陳寅恪、陳序經(jīng)報平安。1963年底從北京到廣州的列車需要50小時48分鐘（據(jù)《夏鼐日記》，他1963年11月24日12時7分坐火車離京，26日下午2點55分到達廣州。參見《夏鼐日記》卷六“1959-1963”，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383-384頁），1964年自廣州返京也應相差不大。也就是說，向達約在4月11日離開廣州。

從以上時間線可見，向達1964年春去廣州拜訪陳寅恪，商討?？洞筇莆饔蛴洝芬皇碌臅r間，大致為3月15日至4月11日。此期間向達與陳寅恪至少有過兩次談話，并受到中山大學陳序經(jīng)校長、歷史系梁方仲、鐘一均、胡守為等先生的歡迎接待。

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向達從北京到廣州是專程看望拜訪陳寅恪，還是應中山大學邀請而來？有這樣一種說法：

在1963年3月楊東莼看望陳寅恪時，陳寅恪就向楊表達了很想寫寫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經(jīng)的歷史，并說很想與向達共同研究這段歷史，陳寅恪甚至說到?jīng)]有機會與向達合作研究是一個遺憾……后來楊氏拜訪陳序經(jīng)時，向陳序經(jīng)提議可否請向達到廣東講學，以一了陳寅恪的心愿。（《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013年版，386頁）

很可能陳序經(jīng)由此邀請向達來中山大學講學。1963年，向達在北京西四廣濟寺中國佛教協(xié)會內，專心從事《大唐西域記》版本校勘工作，分身乏術。后因整理《大唐西域記》事，希望向陳寅恪請教，于是在合適的時間（1964年春）受邀來到廣州。向達在廣州期間，中山大學校長陳序經(jīng)親自去接站，之后邀請向達吃早點，以及陪同他去見陳寅恪，共見了三面，這么鄭重、這么高級別的接待，表明向達此行的正式做客訪問性質。向達在廣州期間，中山大學還安排他作講座以及參加座談。另外，向達在廣州停留近一個月，如果純粹因個人事務，時間未免太久。以向達在廣州受到的接待規(guī)格之高，活動之多，停留時間之久，說明應該是由中山大學邀請向達來廣州。那么，有沒有可能是北京大學派向達出差，讓其推進《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呢？“據(jù)說，向達所在的工作單位并不同意向達這次南行”（《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013年版，391頁），而且北大歷史系提出的整理《大唐西域記》計劃，在1962年時已經(jīng)停滯（謝方《二十六年間——記《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出版兼懷向達先生》，《向達學記》，第84頁），所以北大公派的可能性很小。

上面說過，1963年，陳寅恪希望與向達共同研究玄奘去印度取經(jīng)的歷史，這并不是陳寅恪一時興起，而是基于他與向達在佛教史、印度學、玄奘研究上聲氣相通與彼此敬重。

向達與陳寅恪的因緣至晚始自1930年代。向達藏書中保存了兩冊陳寅恪簽贈本。這兩冊論文是：《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陳寅恪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本第四分抽印本，1933年，511-516頁?！独畹略ＹH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陳寅恪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抽印本， 1935年12月，149-174頁。這兩冊抽印本的封面上均有陳寅恪簽贈題記：“敬求教正，寅恪”?；驗殛愐≡?930年代所贈。

向達藏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簽贈題記

向達藏陳寅恪《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簽贈題記

1944年5月，向達在《文史雜志》第三卷第九、十合期上發(fā)表《唐代俗講考》修改稿，提到“時賢……特創(chuàng)一‘敦煌學’之新名辭”，并在注釋中指明“見寅恪先生《〈敦煌劫余錄〉序》”。

1944年1月，陳寅恪在《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一文中說：

寅恪昔年序陳援庵先生《敦煌劫余錄》，首創(chuàng)“敦煌學”之名。以為一時代文化學術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近日向覺明先生撰《唐代俗講考》，足證鄙說之非妄。（《陳寅恪集·詩集講義及雜稿》，三聯(lián)書店，2002年，446頁）

“敦煌學”之名是否陳寅恪首創(chuàng)，中外學界現(xiàn)仍有不同看法，姑置不論，但可以看出，陳寅恪在敦煌研究上是將向達引為知己、把向達的《唐代俗講考》看作“預流”之作的。

1930年代至1960年代，向達與陳寅恪的因緣與情誼至少延續(xù)了三十年。1964年3月15日至4月11日，向達在廣州拜訪陳寅恪，這可能是兩人最后一次見面了。1966年11月24日向達去世，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去世。向達此行與陳寅恪商討的《大唐西域記》新校刊本未得實現(xiàn)，但在二十年后由季羨林帶領北京大學等單位多位專家組成的?？弊⑨寛F隊圓滿完成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可說是彌補了這個缺憾。向達的前期工作也沒有完全湮沒，有《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問世（中華書局，1981年），向達的長序可以視為他的工作藍圖與進展程度的反映，文末署“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向達謹記于北京西郊北京大學勺園之風煙舊里”，其時距離他的羊城之行歸來甫四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