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民間和官方都在流傳一種謠言：甲午年，四川會發(fā)生動亂。而從五代到北宋，每逢甲午，必然有動蕩發(fā)生，這種近似魔咒的規(guī)律，形成了從民間到朝廷的心理恐慌。

宋仁宗時，民間和官方都在流傳一種謠言：甲午年，四川會發(fā)生動亂。而從五代到北宋，每逢甲午，必然有動蕩發(fā)生，這種近似魔咒的規(guī)律，形成了從民間到朝廷的心理恐慌。在仁宗朝的甲午年（1054）到來之前，整個社會輿論不停地發(fā)酵，緊張和焦慮籠罩著北宋朝野。

那些參與到歷史事件中的個人，對整個事件的發(fā)展進程顯然不可能有明確的預見。他們如同在迷霧中摸索，不知道局勢將如何演變，更無法預測最終的結果。但正是這樣的不確定性，使得他們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準備應對可能發(fā)生的各種意外變故。相信謠言，有時候并不是因為他們太笨，可能恰恰相反，越是聰明的人，對謠言營造出來的緊張氣氛越是敏感。特別是那些讀書人，在相信謠言的同時，也可以給自己的信謠行為找出一大堆理由。

甲午再亂謠言大流行的時候，蘇洵正帶著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居家讀書。

蘇洵聽到謠言后，覺得事態(tài)非常嚴重，于是憂心忡忡地給益州的一位吳姓通判寫了一封信，即收錄在《成都文類》中的《上府倅吳職方書》，寫作時間大約跟張俞給張方平寫贈序的時間差不多，或者稍早一點。蘇、張兩人對于甲午再亂謠言的看法完全不同，幾近針鋒相對。

蘇洵認為眼下的四川已經危機四伏，張俞眼中因為安居樂業(yè)而沒有動機作亂的民眾，以及在造反這件事情上既不能為又不敢為的士兵，恰是四川即將發(fā)生大動亂的兩大內因。

首先，對于四川社會從仁宗初年開始近三十年繁榮局面，蘇洵認為這是一種虛假繁榮，不但難以繼續(xù)保持，還會使民眾因為看到少數(shù)人的富貴生活而產生忌妒心理。常言道“窮則思變”，造反就是窮人改變窮苦生活最直接的辦法之一。

他說，“人性驕侈，耀寶賄，盛紈錦”，喜歡炫富是人之常情，但四川人的問題是，家里不過存了點小錢，在外面顯擺出來的卻像是首富過的日子一樣，即“貲蓄未能百金，而炫諸外已若古程、卓輩”。這讓一幫窮人怎么想！這讓壞人怎么甘心不去搶他們的錢！他認為，“李順之亂，實根于此”。對李順之亂原因的不同理解，也就導致了他與張俞在民眾是否會造反的認識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想到這一點，蘇洵不禁發(fā)出了“今又何知草莽間無李順”的警告。

這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張俞覺得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原因是朝廷無能，造成地方政府貪腐盛行，民眾的不滿情緒積聚，最后釀成一場大亂，問題的根源在官府。蘇洵卻覺得，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原因是一幫窮人見到別人富貴心理不平衡，所以要用暴力改變自己窮苦的命運。當然，在蘇洵看來，窮人們羨慕的富貴其實不是真富貴，成都沒有什么真正大富大貴的人家，大部分人只是在外面打腫臉充胖子而已。但正是因為連普通人都喜歡炫富，四川的貧富差距才比別的地方看起來更嚴重。在蘇洵看來，四川社會就是一個隨時可能被貧富矛盾點燃的火藥桶。

其次，關于兵變的問題，蘇洵也認為駐蜀部隊素質低下，稱之為“疲兵”，但是對四川過去經常發(fā)生兵變的原因，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蘇洵認為，兵變頻發(fā)乃是由于駐防四川的常規(guī)部隊和調派入蜀的中央精銳禁軍（客軍）之間的沖突。他說，“疲兵怯弱，或有變故，常恃客軍”，因此，客軍在四川非常驕橫霸道，動不動就惹是生非，而疲兵膽小怕事，碰到這種事情，只會躲在一邊，任由客軍胡鬧，根本不敢出手制止，所謂“故客軍常曰：‘有他盜能御我者？’少不若意，則瞠視大叫。疲兵畏避不暇，何敢議斗”。因此，“王均、劉旴之亂，實根于此”，為此，他又發(fā)出了“今又何知軍伍中無王均、劉旴”的警告。

“今又何知草莽間無李順”與“今又何知軍伍中無王均、劉旴”，連續(xù)兩句反問，問得人頭皮發(fā)麻，不寒而栗。事實上，四川社會種種穩(wěn)定和繁榮的表象，確實是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政策之下，通過嚴厲打壓民間不滿情緒和合理訴求換來的。這一點，張俞也完全認同。蘇洵揭示出來的四川社會的這些問題，確實是存在的，他的分析可以說是振聾發(fā)聵。

值得注意的是，張俞和蘇洵對于甲午年是兇年的說辭，態(tài)度是高度一致的。張俞責其為怪誕不經之說，蘇洵則只論時事，不論怪事。他雖然認為現(xiàn)在這個甲午年很危險，但卻不是因為甲午這個年份不好，而是現(xiàn)在的世道有問題。

對于歲兇之說，蘇洵沒有明確表態(tài)，但從他根本就不從這個角度闡述問題來看，蘇洵應該也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蛘?，就算不反對，至少也是不相信。所以，盡管蘇洵認為應該在甲午年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有人趁機作亂，但他其實并不相信甲午再亂謠言本身的怪力亂神邏輯，他有一套自己的邏輯。歲兇之說這一甲午再亂謠言的核心機制，在讀書人那里的迷惑性，要遠遠弱于普通民眾。

可是，民眾對甲午再亂謠言的熱衷，恰恰是因為歲兇的觀念作祟。老百姓并不知道，一個社會的治亂興衰，是復雜系統(tǒng)協(xié)作運行的結果，一般民眾也沒有張俞、蘇洵這樣的思辨能力，可以一邊收集如此多的時事新聞，一邊對正在發(fā)生或將要發(fā)生的事情加以清醒分析。事實上，歲兇之說恰是甲午再亂謠言最具感染力的地方，因為它簡單明白，易于被大眾接受和傳播。

如果這時一個人同時接收到張俞和蘇洵對甲午再亂謠言的分析，說不定大腦會馬上“死機”！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張俞與蘇洵關于四川形勢的看法有天淵之別，還有什么情況比這個奇異的景象更讓人覺得害怕的呢？這就像“當前的情形，我是真看不懂，但大受震撼”一樣，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最有利于謠言的迅速擴散。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身臨其境與置身事外是怎樣地大不相同。雖然張、蘇二人都具有過人的學識和眼界，盡管他們對于時局的判斷不乏縝密的分析，但是如果把他們二人的見解放到今天來重新審視的話，則張俞無疑過分樂觀，而蘇洵又未免太過杞人憂天了。

這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謠言四起的時候，僅具一般知識水平的人，比如廣大民眾或者普通官員為何會驚慌失措。他們對于現(xiàn)實事件所知不多或者根本就不明內情，這種信息極度缺失的情況會極大地影響到人們對謠言的態(tài)度。不確定性被認為是謠言得以產生和傳播的重要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極易產生輕信和盲從。而對于大部分人來說，當事情正在發(fā)生的時候，一切皆有可能。

甲午再亂謠言將會如何發(fā)展？四川社會究竟是處于平安無事的環(huán)境之中，還是身處危局？看來，僅僅通過審時度勢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得到令人安心的結論。張俞、蘇洵二人互異的回答，與本就神秘莫測的甲午再亂謠言一樣，讓人再次感受到真假莫辨的蠱惑力。

（本文選摘自《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黃博著，中華書局2025年6月出版。）